文：舒生

“大一统”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，至今依然阴魂不散。

“大一统”三字，最早见于《公羊传》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其说甚简，后来何休注释道：

“统者始也，总系之辞。夫王者始受改制，布政施教于天下，自公侯至于庶人，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，莫不以一一系于正月，故云政教之始。”

这段话表明，“大一统”思想最早是指统治者遵循自然规律（天道）来教化人民。古人朴素地认为，自然之道即人道，所以人民要服从统治者的教化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

后来《礼记·坊记》中说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，以一治之也。”这进一步明确了大一统的内涵，即一国之内，统治者只能有一个，不能共存。

虽然存在这种狭隘的统治观念，但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“大一统”的政治局面，所以“大一统”思想只是一种理想诉求。即使是热衷争霸的诸侯，也没有在其治内推行“大一统”之政。

秦扫平六国后，华夏“大一统”政治局面初步形成。思想上也可见端倪，“焚书坑儒”便说明秦的统治者讨厌人民有自己的思想。但暴秦短暂二亡，“大一统”思想也就胎死腹中。·

真正让“大一统”思想粉墨登场的是汉朝的董仲舒。

在《举贤良对策三》中，董仲舒写道：

“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，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存《六艺》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，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，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”

董博士从两个方面论证了“独尊儒术”的必要性。一是声称大一统是自然规律，天命所归；二是众说纷纭，人心各异，异端邪说盛行，民众思想没有依归，统治者没有权威，不便于管理。而采用孔子之道，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

董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。此后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成为传统社会道统，儒家正式垄断国家思想。

也正是从这时起，统治者不再只是关注政治上的大一统，而且特别强调思想上的大一统。尊经尊孔从此上升到政制（即思想制度化）高度。儒家此后的地位，就像清教之于英国，天主教之于意大利，不同的是，“儒术”只是统治工具的一部分，不能独立抗衡皇权专制统治。

董仲舒的“大一统”主张，既然历代统治主流，自然追随者众。同时也引来不少反对和批评。

“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，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；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；……百川异源，而皆归于海；百家殊业，而皆务于治。”

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这段话是在批评董仲舒不站在人民立场思考政制，反对他将循古的“儒术”定于一尊，认为让百姓各求所欲，同样有利于统治。将思想定于一尊或允许百家争鸣，都能达到统治的效果，而后者更符合自然之道，那为什么不选更人道的呢？作者这是暗批“大一统”思想的专制本性。

北宋政治家李觏则主要批评董“大一统”思想的害民性质。他认为，让民众尊经尊孔，看起来是解决了“民知所从”的问题，但它不能兴民之利，除民之害，也就不可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。

司马迁对董大一统思想的批评，主要是质疑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合法地位。《史记自序》一段写道：“《易大传》曰：‘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’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有不省耳。”

司马迁的意思，百家争鸣，目的都是一样的，你董仲舒怎么能简单地把阴阳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道家等诸子百家视为是异端邪说呢？他们的出发点跟儒家是一样的。既然都自成一派，都饱含智慧，肯定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，怎么能一概而论呢？司马迁质疑“独尊儒术”的合理性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，承认了百家争鸣的必要性。

通过三位典型的反对者的批评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，董的“大一统”思想也没有获得一致认可。再看历朝历代诸子百家与儒家的争辩，可见在统治者“独尊儒术”的背后，始终涌动着一股逆流。

辩证地看，董“大一统”思想有其历史意义。当时政治上刚走上统一，维护社会稳定的各种体制机制尚不成熟，统一思想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，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。从文化上讲，“大一统”思想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廉价而实用的信仰，有利于增强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。但在后期，它成了让文化界“万马齐喑”的罪魁祸首。

而在今天看来，“大一统”思想显然过时了。我们说它过时，不是说统一就是不好的，而是说，用政治权力强制思想统一的方式过时了。在古代用大一统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也许有其必要，但在现代社会，法治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崇奉自己认可的思想，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得随意干涉，只要他没有伤及他人。所以有了法治作支撑，“大一统”思想就可以“寿终正寝”了。

“大一统”思想也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。正如伏尔泰所说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人人都必须允许他人有自己的思想，哪怕那思想在我们看来非常愚蠢。这是文明社会尊重他人的基本要求。

若为了愚民之故而灌输“大一统”思想，那就更应该为国人所唾弃了。

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，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的社会，尽管国家仍有必要弘扬主旋律，倡导主流价值观，但绝不应像古代那样定于一尊而将其他视为异端邪说。人民的幸福、社会的进步、国家的富强、人类的文明和伟大的创造，都需要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。